当代写作需走出西方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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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勇

 

编者按:刘勇,男,笔名“格非”,生于1964年,江苏镇江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2015年8月,刘勇(格非)作品“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张爱玲曾经说过:'几十年后中国可能没人能读得懂红楼梦。'而依我看,现在就连一些学者也读不懂《红楼梦》。当代写作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昨天下午,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作客“城市文学讲坛”,以当代小说的处境开始了他带有思辨色彩的演讲。
  “西方中心论”思想作祟 
格非说,几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格非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非常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他说,“相比之下,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张爱玲曾经说过:'几十年后中国可能没人能读得懂红楼梦。'这位有才气的女作家,读过很多西方作品,被问到最喜欢哪一部时,说的还是中国小说好看,《红楼梦》最好看。而依我看,现在就连一些学者也读不懂《红楼梦》。”格非说,自己也是到30岁才知道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好,开始猛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推崇。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向西方文化看齐,“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现在仍在许多小说家的头脑中作祟,他们的作品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
  古典小说值得终生体味 
虽然自己被媒体称为“先锋派作家”,但格非对此并不太在意。在演讲中,他一再强调,好的小说家一要精通现实、二要精通“魔法”,还有就是必定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格非说,西方小说在故事和场景的关系上,常常是停下叙事,描绘场景,比如《巴黎圣母院》停下来描写环境,但是这个叙事中断的问题在中国的小说艺术中很早就被解决了。《红楼梦》的故事完全没有中断,而大观园已经通过元妃省亲、刘姥姥的登场出现了。还有,西方小说的结构基本是开始——发生——高潮——结束,而中国人比较重视内心感受到的时间。比如《世说新语》里,一个人看到自己种的树,长得很大很粗壮了,泪流满面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内在的时间,感叹时间流逝,体现悲悯情怀。格非形象地比喻,西方小说里,蝴蝶飞啊飞,最后一定会落在一只白手套上;中国的小说里的蝴蝶最后一定会落在草丛里。格非感慨地说:“中国古典小说的高明与伟大之处是值得我们终生体味的,这些传统才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小说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民间文学不能狭窄化 
格非说,文学不管表现什么题材,它本身总是指向人的处境,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现在的民间文学存在很大问题,好像一提民间、一提底层就是好,写知识分子就不好,这其实是把写作狭窄化。鲁迅写《故乡》这样的作品,你也可以看出是写乡土的,可是鲁迅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待农村的变化。现在很多人只不过是把农村、民间当做题材来写,致使有一部分描述乡土的文学已经变成一种空洞的东西。任何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写作,都需要通过作家个人的经验才能产生,作家不可能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
  贵在开风气或挽救风气 
格非说,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作家,无非两种,一是开风气之先,二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谈何中庸之道?最后只能成为老好人,成不了好作家。格非说,现在有些人过于聪明了,比如做出版的,天天在书店里买进自己出版的书,每天买200本,把自己做的书买成“畅销书”,这跟做股票庄家吃进好有一比。等到大家都注意到这本“畅销书”,都去买了,发行量上到几万几十万本;他再把自己买的书卖出去,或者打进成本。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的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所谓“文化人”,真是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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