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江南三部曲》: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 | 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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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江南三部曲》

格非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2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刘勇,男,笔名“格非”,生于1964年,江苏镇江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
by
格非


曾经“先锋”又回归传统叙事的造梦者,格非带着最新长篇、“乌托邦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来到广州签售。在当天读者见面会上,格非借着新作与前来捧场的近百位读者聊起“故事的复魅”———原本枯燥、晦涩的现代小说道德困境、嬗变,经他用《一千零一夜》里巴格达的金币、《铁跳蚤》中跳蚤靴子上的铆钉以及各种口味的故事细节稍加烹调,变得精彩动人、浓郁而不失层次感。


仍旧是“桃花源”(花家舍)的延续,但相比《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不少读者发现《春尽江南》里“梦”的比重明显少了许多,文字风格和叙事节奏上也不同于前两部的诗意。对于这种风格的断裂,格非觉得,当所有的老板都在谈乌托邦,且沦为私人会所之类的“布尔乔亚趣味”时,他对花家舍就已经失去兴趣。这次他选择直白地呈现出“肮脏的、乌糟的社会”,因为粉饰这个社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也寄望于每一个读者透过《春尽江南》审视自己“但非常多的人给我写信,说你没有给我们指出出路,还有很多人在网上骂我,搞得我也很难受。”说这话时,头发花白的格非显得委屈。因为在新作结尾,他试图用一首诗与这个世界达成一定意义上的和解,并借小说中的人物传递出他的救赎之道:“只有做一个简单、朴素的人才是合乎道德的。”

近四五个月来,除了学校教学,格非忙于各种场合宣传新书,发表了太多的言论,阐释新书显得有些过度。在他眼里,与读者间真正的交流是在暗中完成的。格非将作家的作品比作海中孤岛;作为航海者,读者能否发现岛屿,既取决于岛屿的规模和辨识度,还取决于风向、洋流———三年前的一次南亚之旅,为他思考当下中国敞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就在本次采访结束一周之后,格非将同韩少功、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等人一行,奔赴印度,与印度作家就文学、政治、历史等话题展开对话。这项一年一度的民间活动已持续三年,格非都参加了。他感叹道:“你跟印度任何一个作家、诗人交谈,会发现他们都是哲学家,他们办学校,帮助贫困儿童,实在做事儿特别重要。”2009年首次访印后,格非写了一万多字的游记《印度纪行》,其中这样写道“印度古老文明在近代的殖民史中几乎未受撼动。相比之下,中国倒是成了另一个极端的试验田———被深翻的泥土中已看不到什么杂草,似乎随时适合改种任何植物。”

最开始写《春尽江南》的七八万字都删了

记者: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乌托邦”三部曲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格非:我在写第一部《人面桃花》时,曾经大致地对三部曲的走向有过一个设计:第一部当然我就放在辛亥革命前后来考虑;第二部可能到了上世纪50年代;第三部写的是当下———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关于乌托邦三部曲,第一部的时候当然乌托邦的气氛很浓;第二部里面社会主义这个过程也是很清晰的;到了第三部的时候,我最初是想从经济方面入手做乌托邦的批判性。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除了经济话语之外,我觉得不存在其他的话语,当初有这么一个设想。

但是这个设想我最后放弃了,我觉得可能经济的问题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想法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应该说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三部曲之间的联系不是太重要了。我简单地做了一些勾连,就是三部之间有些连续性。当然你可以三部一起读,因为它里面都写到了花家舍,情节上也有些层级关系,但是也可以分开。

记者:你刚才提到,写作《春尽江南》开始阶段想法发生很大变化,具体怎么变?又是通过什么促成的这种改变?

格非:在我写《春尽江南》之前,有很多人喜欢《山河入梦》,另外一部分人喜欢《人面桃花》,这两派的人都给我写信,说你应该怎么写第三部,给我出主意,然后说文字一定要注意。当然我就受他们影响很大,太想把《春尽江南》跟前面两部统筹起来考虑了吧,希望能够延续过去那种比较注重氛围、精雕细琢的文字。

我2009年开始动笔,写了有七八万字,但是我发现文字上感觉不对。我觉得在我们这样肮脏的、乌糟的社会里面,你要写一种很美的文字很可笑,我觉得说不过去的,无法回避。我觉得句子还是要自然一些,所以虽然第一稿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承受这么漂亮的东西,我觉得很恶心,有点做作,受不了,所以我把它废掉了。2009年的下半年又开始重新写。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上来就是一个性爱的场面,我希望它更加直截了当,直接地进入社会得了,不要有那么多的铺垫,然后让句子、语言更加自然一些,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记者:社会现实的“粗糙”与文字的“漂亮”与否之间有必然关系吗?

格非:当然,我要描写当代生活、当代社会的现实,那么你要用一种带有浪漫的,特别注重氛围和诗意的语句,我觉得有点虚假,感觉上不够有力量;另外节奏上也过于缓慢。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快,生活中充满了即用即弃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速食化的社会趋向与叙事节奏不相配。我确实很少有文章写废掉的,《人面桃花》刚开始写的时候也有过这个情况,但是(像这次)写了七八万字再废掉很少见。当然如果我不废,这么写下去可能是另外一个小说。最重要的是节奏太慢,我觉得不能忍受。

记者:“乌托邦”三部曲里,《人面桃花》里的秀米,《山河入梦》里的姚佩佩,以及《春尽江南》里的家玉,都是女性形象示人,这方面你是不是有自己的倾向性?

格非:对,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般倾向于把女性作为一个美好事物的象征。在我的日常经验当中,我觉得她们比男的可能更纯洁、更勇敢。这是我的经验当中的一部分,有些女孩子你别看她很柔弱,其实她很较真,很多事情她敢做。男孩子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滑,社会经验需要他扮演一种角色,女孩子可能更情感化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孩子可能更敏感,另外由于男女在文化上形成很大的差异性,导致了女的在社会生活当中遭受到的痛苦、感受到的痛苦可能要更深、更容易被人忽略,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女性作为很重要的人物。

对于“商标”:“我已经很节制了”

记者:明显感觉《春尽江南》中对物品“商标”的事无巨细,例如化妆品是兰蔻、香奈儿,咖啡是星巴克,这与你此前作品有很大差异。有评论认为你作为“实力派作家”,新作中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陈列太过频繁了,你怎么看?

格非:小说描写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进行仔细的考察,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呈现出器物以及周围的环境。比如说很多人对小说中出现“7-11”(便利店商标)表示很吃惊,觉得不应该写。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小资”,它就是在你家楼下,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要表现这个时代,不涉及到这个时代的器物怎么得了?包括商标,当然要求写作者准确,比如你戴的是什么围巾、穿的什么衣服。书中出现的有些商标比如一些奢侈品牌我不一定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向我提及,我便会专门去了解:“这有这么重要的区别吗?”他们就会跟我介绍。器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性。

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在炫耀,我毫无这种想法,而且我已经很节制了。《红楼梦》里的器物都非常清晰,一个不漏———送了多少袍子、多少人参,都会列出来。但《红楼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家长里短和琐碎,它有大的关怀。我希望《春尽江南》也有这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比较细碎,另外一方面,也能把我个人对这个社会比较大的观感写出来。两者缺一不可。“新写实小说”非常好的一面是确实注意到了现实,但问题在于流于鸡毛蒜皮。你不能说,你想要描述一个相对重要的经验,但你对日常生活却视而不见。所以这种看法完全割裂了小说的这两个基本材料。

记者:另外,有作者质疑在《春尽江南》第104页出现了一个单独被特殊强调的黑体字“钱”,这种对时代的剖析是否过于直白了?

格非:我就是希望读者读到这里稍微留意一下“钱”这个字,我也没用黑体字,只是作为单独一段处理。我不知道书上有没有被处理成黑体字。这是写作时即兴的写法,没有特别深思熟虑。突出“钱”很重要,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最后都是可以用“钱”来解决的。现在这个社会,出了重大事故,比如一群孩子死于非命,我觉得最悲哀的是,孩子尸骨未冷,马上就讲到赔偿数额,若有比较高的赔偿,会立刻住口。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都非常悲伤。小说里面写到老奶奶也是这样,她不管孩子是不是医疗事故,她反正要钱。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特征,至少获得钱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如果我告诉读者,这个社会很好,我觉得更不负责任

……
(本文选自南方都市报,凤凰读书《读药——春有尽,诗无涯:评述格非《春尽江南》)

 


《春尽江南》试读

一次偶然欢愉和未完成的诗歌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问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汩汩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

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五点二十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祗。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这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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