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民国范是纯真、德性、趣味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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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以下正文:

去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曾做客上海新华书店,以“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为题开讲何谓知识分子,以及他所欣赏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

谁是知识分子?

“在座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举手?”许纪霖开场提问,却无一人举手,“不知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伟大了,还是现在被污名化了?”

许纪霖介绍说,知识分子一词其实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社会里有一批本属于上流社会却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他们对比西方,观察俄国的专制制度时 便深觉不满。“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来源是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为德雷福斯辩护。后来,这些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

到了今天,许纪霖提及知识分子的标签通常是从出身和职业这两个角度进行考虑。出身是指,凡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就叫做知识分子。“以前高中生就是知识分子,因为读大学的人很少。现在(高中毕业)当然不能算,至少要大学。这也只能说是‘知识分子出身’。”

而从职业角度,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频繁运用一些抽象符号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许纪霖解释大学里面大概只有从事文科和理科教研的人算知识分子。“工程师、医生、律师这样应用学科的,严格来说只能叫专家,不是知识分子。 所以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要回答一些大问题。宇宙是什么样的,人类是怎么样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但许纪霖强调他并不是从出身和职业来谈何为知识分子,而是从一种“理想类型”来谈:“也就是既不需要是知识分子出身,也不必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今天只要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代表一种精神。”

民国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

接下去,我要谈一谈我所研究的对象:民国知识分子。什么叫“民国范儿”?这个“范儿”是北方的说法,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典范,现在对于民国有很多“想象性的记忆”,民国的书很流行,有很多关于民国的传奇和神话。这些传奇和神话曾经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消失了,但我们曾经觉得它身上寄托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在寻找现实当中所没有的,我们怀念失去的东西。民国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一种民国的精神,如今叫做“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精神要素我称之为“纯真”。这里我又要讲一个民国大学的故事。这个大学是我的“父校”——我父亲的学校。这所大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历史上只有七年时间,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七年时间里面产生出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无数个学者大师。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抗战时期在昆明所组成的西南联大。我父亲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在清华毕业,所以说这是我的“父校”。

西南联大今天成为一个神话,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大学可以和西南联大比,几乎是一个绝唱。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有一种“纯真”。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每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他们竟然整个心态非常安宁。“民族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中国为什么当时被日本侵略?不是军事上不如人家,而是整体上都不如日本,包括科学和人文,西南联大师生们通过自己的研究贡献国家。许多民国的经典著作都是在战争环境下写的。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先生的《论道》、钱穆的《国史大纲》等等。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精神要素是“德性”。民国那代人身上的“德性”即是一种古典的美,也是一种现代的美。我讲一段梁思成、林徽因与金岳霖三角恋的故事。30年代北平城在林徽因家里,有著名的太太沙龙,一批学者、作家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学术。沙龙里面每天有一个常客,那就是大哲学家金岳霖,他风流倜傥,谈吐幽默,林徽因与金岳霖是很好的交谈伙伴。有一天林徽因对梁思成很苦恼地说:“思成,我现在有个大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梁思成对林徽因说:“我觉得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和老金去商量。金岳霖听了以后说:“还是我退出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

结果这三位后来就成为终生的朋友,金岳霖也终身未娶。林徽因先过世,梁思成在过世之前,再三叮嘱儿子,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

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境界,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种德性不是刻意追求的,是很自然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儒家的美,也有从西方留学带回的西方文明。他们身上兼有古今中西多重美德。林徽因如今已经是一段传奇,有人以为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凡夫俗子的时代,连编一个传奇的素材都没有了。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我称之为“趣味”。在民国知识分子身上,无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他们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比如说杨振宁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一些中文系的教授未必及得上他,王元化先生都对他称赞。那个时候搞中国研究的懂西学,搞西学研究的也懂中学。中西不分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曾经一度考虑要将外文系和中文系合起来,因为觉得文学应该兼通中西。

钱理群先生讲过,今天中国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我深有同感。不少学者只是一个专家,一离开自己的专业就非常无知,缺乏文化。而有一些文人好像有文化,但是没有趣味。写出来的文章趣味不高。今天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看见权力和金钱就自轻自贱。说出来的话都是凡夫俗子的语言,,怎么让你的学生钦佩你?没有趣味,也没有幽默感。

在我看来,现在的教育整个变味,只是追求成功,严重忽视趣味的培养。去年有一个内地大学大四的学生给我写信,想通过免试直升,读我的研究生,说他已经和指导老师在刊物上,发表五、六篇文章了,以此来证明他的成功。我给他回封信说,只有三流、四流大学才讲究发表论文,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味,知道什么是叫卓越,什么是平庸,通过读书和写作业,将自己的学术趣味提升到某个层次,以后再从事学术研究,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然而,发了这么多的平庸之作,只会败坏学生的学术品味,只知道成功,这是今天大学对老师和学生的最大戕害。

清华当年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先生推荐陈寅恪,清华校长一看,他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也没有著作和像样的论文,就说,这就难了!梁任公听了很生气,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有梁启超这句话,校长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什么?他信任梁启超,梁启超是用自己的信誉担保陈寅恪。但陈寅恪在今天,大概连小学老师都做不了。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精神要素是“尊严”。人最可贵的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精神的尊严。知识分子尤其在乎自己的尊严。去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收到了校长蒋中正的吃饭请柬,三个人都很纠结,要不要去赴宴。这不是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而是自己是否有尊严。李白说 “天子呼来不上船”,哪有一招手就去的呢。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我这样说,不是说民国一片光明,民国知识分子里面没有烂人、庸人,钱锺书写《围城》,《围城》,也是根据他在蓝田师范学院的亲身经历,庸人、烂人每个时代都有,《儒林外史》里面各式人物都可笑得很。但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不是比烂,而是看精神的高度。民国虽然有庸人和烂人,但是民国毕竟出了一群让我们非常敬佩的“民国范儿”。他们主导了知识圈的风气,使得庸人、烂人不敢做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因为有真君子在那儿,所以民国的大学风气好。特别是那些一流大学有正气,靠的就是这些民国范儿。

我记得列宁曾经引用过俄国很有名的谚语:“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么高”。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在元化先生身边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身上凡夫俗子的一面,“仆人眼中无英雄”,但是真正让我敬佩的,是他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正气,这是我们这代人达不到的,偶尔为之可以,要成为一生的座右铭很难。但是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从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到民国范儿,那是令我们怀念的一段传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很稀缺了,我要讲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曾经有过那样一些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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